張平文
（北京大學副校長、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大學與學科》雜志執行主編）
摘 要：歷史上，大學與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系、相互促進。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大學在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各領域中也必將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為此，我們需要更多立足于“雙一流”建設實踐、關注并服務于國家政策需求、在理論和方法上充分體現科學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總結和探索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模式，從而為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提供學術上的支撐。這正是創辦《大學與學科》這本雜志的初衷所在。
關鍵詞：大學與學科；“雙一流”建設；實踐性；政策性；科學性
近年來，我國高校圍繞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建設進行深入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科學總結我國高校“雙一流”建設經驗，查找我國高校與世界一流大學、學科的差距和不足，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內涵式發展，提升人才和科技的國際競爭力。
2020年是我國“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達標之年，也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關鍵之年。歷史上，大學的成長發展始終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并在當下中國表現出更頻繁互動、更深度融合的趨勢。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和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大學與學科》雜志正式發刊，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正是從當下我國國情和時代背景出發，《大學與學科》這本雜志并不側重于研究純粹的高等教育理論，而是聚焦“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的典型案例，展示國內外大學在學科建設等方面具有“實踐性、政策性和科學性”的學術研究成果，總結和探索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模式，從而為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
01 現代西方大學與學科發展的歷史脈絡
縱觀現代西方大學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每個歷史階段，國力最強大的國家和實力最雄厚的大學的所在地高度重合。近年來很多經濟學研究也印證了國民受教育層次與一國經濟實力之間的相關性，以及高等教育對于一國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然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優秀的大學和強盛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模式并不一致，隨著時代的更迭演化出不同的特征，并在那個時代獨樹一幟。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起源于中世紀的歐洲。作為歐洲中世紀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意大利孕育了最早的中世紀大學，包括被譽為歐洲“大學之母”的博洛尼亞大學。彼時的大學脫胎于基督教會學校和神學院，大多為教會所控制，但意大利大學卻表現出自治的特點和明顯的世俗性。發端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鼓勵大學的人文主義教育和學術自由，為共和政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培養了更多富于自由、平等精神的公民，也進一步加快了大學世俗化的進程。
率先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在19世紀成為世界霸主，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這一時期英國高等教育的變革主要表現為新大學運動和大學推廣運動。1828年倫敦大學學院成立后，英國成立了一系列城市學院，這場新大學運動使科學教育成為大學的重要內容。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發起的大學推廣運動，則使中產階級和社會中下層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極大地增強了大學與社會的聯系。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國經濟發展迅猛，國力強盛，德國大學的發展也因之具有世界意義。自1810年柏林洪堡大學創辦以來，德國大學便一直將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為國家長遠的發展開拓更廣闊的前景作為真正使命，堅持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重視開展學術研究、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此外，這一時期德國還創立了很多高等工業學校或其他專業性學院，為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直至納粹德國以前，重視科研與行業性人才培養的傳統，為德國國力的增強提供了強大動力。
20世紀以來，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金融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得益于他們對創新型研究和創新型人才的高度重視。1876年，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霍普金斯大學成立，它強調通過研究來發展科學，并成立了全美第一所正式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制度使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一批名校完成了向研究型大學的轉型。尤其是二戰以來，美國大學尊重學者、崇尚創新的氛圍，吸引了全球各地最優秀的學術人才，涵蓋經濟、金融、科技、國防等現代社會運行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多元化的、充滿活力的校園氛圍和社會環境，源源不斷地支撐著美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現代西方大學學科的發展也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中世紀大學處于教會的控制之下，經院主義課程占壟斷地位，文、法、神、醫四大學科中，神學的地位最高。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后，語言、文學、藝術、倫理、哲學和自然科學等廣義上的人文學科被正式納入大學課程，但此時大學講授的仍然主要是理論色彩濃厚的學科。18世紀末，多門獨立的自然科學學科正式誕生，社會科學也逐漸從道德哲學中分化出來。與此同時，伴隨著書寫、考試和評分三種規訓手段在教學科研活動中的應用，大學的學科制度也得到進一步完善。19世紀后半期則見證了技術學科在大學中的飛速發展，劍橋大學建立了工程和機械科學的專門實驗場所，法學、醫學、商學、新聞、教育等專業學科也在美國大學中獲得了院系建制。
20世紀以來，學科發展的專門化趨勢進一步增強，大學的學科劃分越來越細，學科門類愈發豐富，形成了由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等構成的龐大的學科體系，學科間的交叉與融合也不斷加深。通過梳理現代西方大學與學科發展的歷史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大學、學科的發展與時代需求、國家實力之間存在著互相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國家的需要催生了大學的變革和學科的轉型，大學和學科也為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
02 中國大學與學科的發展歷史與態勢
我國古代大學歷史悠久，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與學科起步較晚。19世紀下半葉，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帶來的國家苦難和民族危機，我國高等教育在外力的驅動下逐漸成長起來，這與西方大學相對自主的發展歷程有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初期出現了一些偏差，20世紀以前始終將專門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但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百年間，大學、學科的發展始終與國家和民族的需要緊密相連，擔負起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這一點在京師大學堂、留美預備學校、五四新文化運動、西南聯合大學等的薪火相傳中得以充分彰顯。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的方針，并在50年代上半期開展了學習蘇聯高等教育政策的運動，通過大規模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建立了全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等教育政策體系。這一運動使高等教育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也強化了國家對高等教育事業的統一控制，對于今天我國大學與學科的發展仍具有深遠影響。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間，我國在擺脫蘇聯模式、獨立探索高等教育發展道路的過程中，產生過混亂，遇到過挫折。改革開放后，我國大學和學科開始了重建，高考制度得以恢復，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教學改革持續推進。20世紀90年代，隨著《高等教育法》的頒行，我國大學和學科建設進入了全面振興和繁榮的新時期。1999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明確了“到2010年高等教育入學率接近15%”的戰略目標，從此我國高等教育開始邁向大眾化階段。與此同時，“211工程”“985工程”的相繼實施，使我國高水平大學的建設思路開始從教學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轉變，科學研究在大學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大學在教學科研事業以外，也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職能。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大學肩負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等五項重要使命。2017年，我國正式啟動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簡稱“雙一流”）建設，大學與學科在新時代迎來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應該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大學與學科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一方面表現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規模不斷擴大，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輸送了大批高素質人才；另一方面表現為科學研究從無到有、由弱變強，部分研究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世界學術舞臺的中央，為我國建設科技強國提供了重要支持。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我國大學與學科的發展同歐美頂尖創新型大學還存在不小差距，一些特征可能成為阻礙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例如，產生于大學的原創性科研成果太少，理工醫科領域解決“卡脖子”難題的關鍵技術突破少，人文社科領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新知識和新思想少。目前我國大學的研究機構和人員規模普遍已經“做大”了，但離“做強”還有一定距離，總體上還停留在學習德國模式的階段，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五唯”評價標準的錯誤導向，研究生生源質量和培養方式存在欠缺，等等。又如，難以引進全球頂尖人才充實我們的師資隊伍。美國大學對于全球最優秀人才的吸引力，為其大學和學科持續發展提供了長久的動力。相比之下，盡管我國近年來經濟實力快速提升，但我們的大學對于全球頂尖人才的吸引力仍很有限，這可能受制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因素、人才引進政策規定，等等。又如，尚未構建起整體性的創新環境，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如今大學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與政府、企業等創新主體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提速，單靠大學產出原創性科學知識已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必須形成一種整體性的創新環境，大學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美國大學成功的經驗之一就在于大學與其他創新主體緊密結合，形成了新的創新點，如麻省理工學院與國防工業的結合、斯坦福大學與硅谷高科技企業的結合，等等。
我國近年來也開始重視大學在重大科研項目和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作用，鼓勵大學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創新，但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并不高，科技與經濟協同的創新生態還在探索之中。又如，大學的學科劃分還需調整完善，學科建設存在片面強調單一學科的傾向。學科是大學最基本的組成單元，也是“雙一流”建設的最終落腳點。我國高等教育受蘇聯專業化辦學模式的影響較大，傳統上十分強調學科建設，因此一批特色學科鮮明、專門學科實力雄厚的大學得到了很大發展，也培養了一大批有助于現代化建設的專業人才。但是，學科畢竟是按照方法論和研究手段來劃分的學術共同體，在解決當代社會許多復雜的實際問題時，過于細化的學科往往有所掣肘，此時需要我們打破學科的邊界，克服片面強調單一學科的發展傾向，開展基于問題導向的學科交叉與融合。應該說，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學科劃分規則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學科的調整應該是一個尊重學術發展規律、不斷適應時代需求的動態過程，逐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學科組織平衡點。
03 探尋高等教育強國的路徑：《大學與學科》的愿景
過去數百年間，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先后出現在意大利、英國、德國、美國等地，頂尖大學發展的歷史與世界經濟中心演變的路徑基本一致。從過往來看，一國的經濟發展強有力地支持了大學和科技的發展，而經濟發展也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學技術的創新，大學越來越由“果”變成“因”，承擔著服務國家戰略、推動社會進步的強烈使命。
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國內生產總值躍居全球第二，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從高等教育“大國”轉型為高等教育“強國”，甚至成為下一個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然而，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到，直至今日我國大學基本仍處于對標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階段，缺少引領性的發展理念、學術大師和科研成果。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們不禁思考，引領未來的大學與學科發展模式是什么？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道路在何方？具有引領性的中國大學與學科發展模式如何實現？這樣看來，《大學與學科》這本雜志的定位和目標，就已經逐漸明晰了。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有一種引領世界大學和學科發展的中國模式出現，以便與那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稱。這種模式既是世界大學歷史的延伸，也體現了我國的國情和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性特征，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凝練。
在探尋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大學與學科》將充當堅強的理論陣地。應該說，當前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方向是明確的，但路徑還是未知的，需要我們在政策和實踐的不斷探索中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敏銳識別正確的路徑。對此真正有幫助的研究，應該始終堅持實踐性、政策性和科學性三大原則。
（一）實踐性從最初的教會大學到研究型大學，再到現在的創業型大學，大學的模式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根植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實踐。東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異，也使我們不能盲目照搬歐美大學曾經的成功經驗，而是要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動實踐，批判地借鑒歐美大學的某些先進做法，融合形成大學和學科發展的中國模式。我們要從中國大學學科組織、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對外合作、運營管理等各項事業的發展現狀出發，聽取最廣泛的實踐主體的聲音，包括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各領域學者、大學管理人員、學生、與大學開展合作的政府和企業人員、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等等。實踐性首先意味著我們要總結和推廣國內大學、學科建設的典型成功案例，提煉形成建設經驗。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尤其是經過第一輪“雙一流”建設，我國大學在各方面積累了很多有益的做法；盡管距離我們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這些做法和經驗的積累是我們不斷逼近這一目標的必要途徑。例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很多大學采取了線上授課的方式，教育信息化給我國大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命題；我們非常期待看到不同大學和學科開展線上教學的創新性舉措及面臨的問題，通過不同案例的比較，梳理總結大學在大規模遠程教育方面的優勢、劣勢和經驗，為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發展提供更多實踐智慧。另一方面，實踐性還意味著我們的研究要能夠指導學者和大學管理者的創新性實踐，激發他們參與大學與學科建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應該盡可能地貼近實踐者，并為理念在實踐中落地創造條件，如注意結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的新趨勢，注意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有助于大學發展的智慧等。當然，我國大學經過多年的演化發展，自身特點、優勢學科千差萬別，相關研究應該尊重他們實踐的主體性，善于總結其長處，鼓勵“百花齊放”，而不是“千校一面”。例如在學科建設方面，有的大學專攻某些相對細化的學科，采取的是重點突破的戰略，有的大學則具有學科綜合的優勢，側重于發展交叉學科；我們既不能否認學科內部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必要性，也要積極鼓勵學科群和跨學科研究。關于學科組織優劣取舍的討論只有在特定大學的實踐中才有意義，能夠推動一所大學學術研究并解決現實問題的模式，就是最合適的。
（二）政策性應該說，我國大學有當前的發展成就，和改革開放以來出臺的各類高等教育政策密不可分。隨著國家對高等教育事業的投入不斷加大，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各項工作的開展得到了有力保障，規模也不斷提升。“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建設實施后，一批高水平大學涌現出來，辦學實力明顯增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內頂尖高校已經躋身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一方面在政策的驅動下得以發展，另一方面也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根據《教育研究》雜志每年發布的《中國教育研究前沿與熱點問題年度報告》，近年來高等教育研究的熱點問題越來越多地關注政策、服務于政策，政策性應該是探尋高等教育強國路徑的一項重要考量。我們的研究首先要對現行政策有所解讀。要充分考慮政策出臺的背景和過程，用更加系統和全面的視角看待高等教育政策，深入理解政策精神，明確政策的初衷和邊界。結合高等教育不同實踐主體的需求，將政策轉化為教師、學生、管理者、外部合作者等群體容易理解的語言，對現有政策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執行方案，方便他們進行實踐和探索。當前，高職教育已經占據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我們也要充分關注職業教育政策，切實提升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質量。政策性的另一層含義是我們的研究要主動為政策服務，面向高等教育事業的領導者、決策者，探討何種政策將有助于我國大學與學科的發展。我們要關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發布、實施、評價的過程，評估特定政策的效用，提出優化現有政策、出臺新政策的建議方案。例如學科體系的動態調整問題，截至目前我國共有13個學科門類、111個一級學科、375個二級學科；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一些學科可能逐漸落后于時代的需要，一些新興學科又亟需得到政策的確認和支持，有必要通過政策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對一些學科進行前瞻性布局，而這些都需要我們在不斷的研究中迭代推進。
（三）科學性關于大學與學科的政策和實踐研究，如果沒有科學的理論、方法做保障，便很容易失去方向。而我們從事的高等教育研究，很多都是關于學術活動本身的學術研究，或者說是“元學術”研究，對于研究范式、理論和方法科學性的要求自不待言。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科學性原則，并不包括純粹的教育理論研究，而是強調高等教育實踐和政策研究中所采用理論與方法的科學性。大學與學科研究的科學性表現為方向截然相反的兩種途徑。一種是“自下而上”，從我國高等教育的實踐案例或數據出發，運用定量或（和）質性等研究方法，歸納、凝練出我國大學各項事業的發展現狀、特征和驅動要素等，形成符合我國大學與學科實際情況的機制框架、實證模型，并為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提出政策建議。我們也可以運用科學的方法對現行政策和實踐的效果進行評估，揭示出現有做法與我們的建設目標相比有何差距。以學科評估和學科排名為例，截至目前教育部已經開展了四輪全國一級學科評估，近年來各大世界大學排名機構也發布了種類繁多的學科排名，其指標體系設計復雜、涵蓋面廣，雖然仍有很多不合理、不完美的地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幫助我們查找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和差距、明確努力的方向。這一采集數據、分析數據、設計和修正評價體系的過程，就是“自下而上”科學性的體現。高等教育研究的另一種科學性表現為“自上而下”，從高等教育的理論、理念出發，結合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國情校情，演繹出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實踐。由理念、理論指導政策設計的機制，往往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分步驟、分層次、分類別地實施，逐步凝聚不同實踐主體的共識，最終形成實踐意義上的政策或規則。以知識生產模式變遷的理論為例，邁克爾·吉本斯認為，當代社會各學科的研究路徑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這些趨勢的不斷累積將形成“知識生產模式Ⅰ”向“知識生產模式Ⅱ”的轉變，即從傳統意義上在單一學科內部、認知的情境中進行的知識生產和研究活動，轉變為在一個跨學科的社會和經濟情境中進行的、應用性的知識生產。這一模式在強調開放創新和應用研究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得到了充分體現，并為我國大學開展學科交叉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然而，限于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形態和高等教育所處的發展階段，大學與其他創新主體通過協同創新的方式開展跨學科應用研究，仍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總而言之，實踐性、政策性和科學性不是三個彼此獨立的原則，而是通過政策指導大學與學科建設的實踐，在實踐研究中關注政策導向；通過科學方法確保研究結論在實踐和政策中的有效性，保障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在方向上的正確性；在大方向不出錯的前提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實踐可以是豐富的，路徑可以是多元的。在我看來，滿足實踐性、政策性和科學性三個原則的研究，都是《大學與學科》所期待的研究，也是具有引領性的中國大學發展模式所需要的研究。
最后，期待各位專家學者不吝賜稿，分享關于我國大學與學科建設的真知灼見；同時懇請各位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與建議，幫助《大學與學科》越辦越好。希望這本雜志如愿成為理論觀點爭鳴、飽含實踐智慧、具有政策影響力的高等教育學術陣地，為推動我國“雙一流”建設、探尋高等教育強國路徑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簡介：
張平文,北京大學副校長、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大學與學科》雜志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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