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總是從問題開始的，科學地提出問題是科學地解決問題的根本前提。馬克思說：“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問題來解答和處理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
理論創新、理論發展最深厚的源泉來自實踐，但實踐不可能自動地升華為理論，必然要通過問題這一媒介，反映實踐的要求，推動理論創新、理論發展，進而指導實踐的下一步發展。實踐中不斷涌現的“苦惱的疑問”是人類實踐的特有魅力，也是理論創新、理論發展的奧秘所在。質言之，理論是問題之樹盛開的花朵、結出的果實。
所謂科學地提出問題，其要旨有三：其一，是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學術界時常有這樣的情形，一些研究在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面前流于“無病呻吟”；一些爭論看似“你來我往很熱鬧”，但仔細考量，卻發現論辯雙方所爭的是子虛烏有的假問題、偽命題，這也是“學術泡沫”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是有意義的真問題。楊貴妃的腰圍多少？穿多大尺碼的鞋子？這當然是真問題，但樂此不疲地研究此類問題的學術奇觀，有何意義呢？自然，如果由此生發開來，進行比較研究，探究唐代宮廷女子與民間女子在審美趣味、審美觀念上的差異和變遷，這種差異和變遷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其三，是有重大意義的真問題，即能夠真切而深刻地代表時代聲音，引領時代變革、社會發展、文明進步和理論創新的問題。
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準確地把握并作出深邃而有說服力的解答，必將使理論學術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從而對時代變革、社會文明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有鑒于此，本刊編輯部在廣泛征求理論學術界專家學者意見建議的基礎上，研究提出如下十一個跨學科選題，作為今年組稿發稿的重點方向予以公布。
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標志性理論成果。近年來，理論界發表了不少研究闡釋作品，但精品力作不多。不少文章著述講“一脈相承”（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余，講“與時俱進”（這同樣是十分必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不足；一些文章著述流于簡單化、標簽化、表面化；一些文章著述說理不透徹，文風不活潑，難以走入人民大眾心靈。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滯后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發展的問題還比較突出。目前，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和著作已經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國際上有一種看法，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在顛覆西方的傳統理論。這就提出一系列問題：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在何處”？如何對其思想樣貌、理論形態和邏輯體系予以透徹的學理化表達？等等。多學科多維度、系統深入地研究闡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原創性貢獻，善于將政治話語轉化為學術話語，書寫研究闡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經典，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有強烈的要求。對此，我國理論界擔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
中國共產黨100年的理論與實踐。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孜孜以求、不懈奮斗的100年；是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逐步實現從物質到精神上的全面主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100年；是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逐步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譜寫5000多年中華文明世紀新篇章的100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刻地影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和前途命運的100年；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擺脫任人宰割，獨立自主地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幾乎被時代所拋棄到大幅度趕上時代，深刻地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年；也是黨重視理論、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繁榮中國學術，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理論學術圖譜和發展進程的100年。100年滄桑巨變，100年風華正茂，從哲學社會科學多學科多角度，學理化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雙重探索成果、歷史經驗，對于黨更加自信、成熟、從容地走向新的100年，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新時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崇高使命，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為之貢獻智慧的關鍵環節。目前，學科體系已基本形成，但仍需完善，而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更是任重道遠。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學科體系方面，部分學科設置陳舊，同時代發展脫節，新興學科、交叉學科薄弱，一些學科重復設置和“碎片化”，一些傳統優勢學科風光不再，一些“絕學”后繼乏人，學科建設缺乏系統化頂層設計和整體制度保障； 在學術體系方面，有學術缺思想、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有“高原”缺“高峰”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觀，具有原創性、思想穿透力的標志性成果不多，一些研究在理論觀點、研究范式等方面跟在別國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在話語體系方面，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不大，特別是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主動設置議題，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的能力水平不高，仍未擺脫“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 的尷尬。因此，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既重要又緊迫，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課題，是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基本建設。
大變局與戰略全局。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大變局既非一時一事之變，也非一域一國之變，而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大變局最突出的特征是“東升西降”，其核心變量和主要推動力是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持續推進和不可逆轉。大變局與戰略全局是交互影響的，“兩個大局”，一張卷子，向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例如： 大變局加速演變的成因和趨勢是什么？所謂傳統守成大國和新興崛起大國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還是一種觀念和話語的圈套？如何避免雙方戰略誤判、化解重大風險？如何打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在戰略上的圍堵、遏制和打壓，在規則博弈上的“規鎖”，在思想理論文化上的“污名化”、分化和“西化”？如何在國際上更有效地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更好地傳播中國思想、中國主張？如何準確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體系？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可能遲滯或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風險挑戰有哪些，如何應對和克服？等等。
全球化與價值沖突。在世界經濟上行期，經濟全球化的增長效應占主導，各方參與者受益，支持全球化的就會多一些； 而在世界經濟下行期，經濟全球化的矛盾效應占主導，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公平和效率等矛盾日益凸顯，反對全球化的就會多一些。特別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作為曾經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日益力不從心，而中國則歷史性地走上了前臺。這樣一來，美國等西方世界對經濟全球化的態度變得曖昧并復雜起來，質疑、否定、反對經濟全球化的聲音在西方世界喧囂并騷動不已，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輿論界和學術界獲得了廣泛的喝彩，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矛盾沖突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中國的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經濟運行和社會生活全面恢復，并在2020年成為全球唯一恢復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在國際上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無論如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正在深刻地改變世界格局和人類社會生活。疫情終將過去，但世界從此不同。有一種看法，疫情對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的影響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大的經濟危機。不僅如此，疫情還加劇了逆全球化的蔓延。病毒是全球化的，但病毒卻似乎要把全球化殺死。這就給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例如，在一些主要經濟體紛紛提出制造業本地化、重塑產業鏈供應鏈的情況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是行將崩潰還是被重塑？如何看待疫情沖擊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保護主義在一些國家的泛起？如何認識疫情期間以及后疫情時期國家的職能，其變化趨勢對全球化是否會造成決定性的逆轉？如何認識疫情給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帶來的深刻變化？等等。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知識體系。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中國式現代化走著一條與西方現代化迥異的道路，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本身發展相統一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以互利合作共贏為國與國交往價值準則、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不僅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而且會從根本上改寫現代化的理論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理論、概念、范疇、模式、標準（包括指標體系等），構成顛覆式的挑戰和創新。但時至今日，后一個方面還停留于一種實踐要求和愿景，遠未獲得理論上的成熟形態。換言之，我國理論學術界尚未構建起一套真正反映、概括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及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的中國式現代化知識體系，充斥于研究著述中的仍然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概念、范疇、模式、標準（指標體系等）——它們本是西方現代化道路、實踐的學術表達和總結，用來分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踐，則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轅北轍、“驢唇不對馬嘴”的境地。立足中國大地，從歷史觀、價值觀的高度，揭示唯物史觀引領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活潑創造與中國式現代化對唯物史觀在21世紀的豐富發展這一新時代二重奏的獨特意蘊； 從理論范式、路徑選擇、指標體系等多角度、多層次，學理化地研究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將是我國理論學術界對唯物史觀、人類思想史的重要貢獻。
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中國即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是對中國經濟客觀規律和發展趨勢的自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一種重大發展戰略，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必然選擇，是掌握發展主動權、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舉和權宜之計。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封閉的國內單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更好聯通，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我國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環。“小而全”不是新發展格局，以“內循環”的名義搞地區封鎖更不是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種大戰略、大格局、大境界、大變革，是更高水平的開放、更深層次的改革，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難度更大的驚險一躍。這就給理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例如： 如何打破地區封鎖，加快形成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體系？如何健全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如何深化科技、教育和人才等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我國科技自立自強步伐？如何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實現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如何切實破解“三農”難題，扎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如何改革優化分配結構，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激活有效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如何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抵御公共安全等重大風險挑戰？等等。
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制度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其中蘊含著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例如： 如何科學地總結中國歷代在國家治理方面的經驗教訓，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新時代如何更好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如何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隨著我國逐步由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如何全面準確認識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多方面立體化的需求變化，從而更加有效地提升國家治理、基層治理（鄉村治理、社區治理）能力和水平？如何認識社會信息化、數字化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所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如何更加有效安全地用數字技術治理經濟社會，如何對數字技術本身進行有效治理，如何針對數字化社會推進整體的治理體系變革？如何認識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特征、趨勢及其對社會治理的影響？如何從學理上概括總結中國城鄉治理的路徑、模式和經驗？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如何在保持社區活力基礎上建立一套有效應對風險的社區治理體制？等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又是與全球治理體系大變革緊密相關的。如何準確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新變化、新內涵？在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大背景下，如何認識國際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調整變革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如何認識疫情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沖擊，世界金融、貿易體系和規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新的多邊、雙邊合作機制和規則是否正加速孕育和形成？如何透視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加速醞釀和主導的雙邊和多邊、區域和全球的“規則變局”迷霧，有效反擊打著“規則”旗號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推動構建以公平合理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大變革？伴隨全球治理體系大調整，國際關系理論已經和將要出現怎樣的變化，進而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產生何種影響？等等。這些都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亟待解答的問題。
文明起源、文明互鑒與文化發展。文明與文化，既古老又前沿，是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常思常新的話題。在21世紀的今天，文明起源、文明互鑒與文化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其緣由和意旨在于： 其一，隨著大量考古新發現，人們對文明的起源特別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進而從理論上對文明形成的標志有了新的思考。除了禮器禮制、文字、城邦（國家）之外，其他要件諸如農作物、建筑等“人化自然”能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文化價值而成為文明的符號標志？中華文明的起源是“一中心”還是“多中心”抑或“中心與邊緣的互動交融”？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演變問題上，如何有效反思并擺脫西方中心論的解釋框架，構建起中國人自己的關于文明起源與演變的理論、范式和話語？此外，世界上四大古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也是學界高度關注的課題。其二，20世紀90年代，亨廷頓“文明的沖突” 論風靡一時，至今仍在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問題在于，文明的沖突，是文明發展的常態乃至規律性存在嗎？縱觀人類文明史，文明的對話、互鑒、融合，反而是更加普遍、更帶有規律性特征的文明發展樣式，只不過文明的對話、互鑒、融合往往與國家的承平治世相生相隨、相互影響，“潤物細無聲”，不像文明的沖突那般激烈、震撼而引人注目罷了。沖突催生事件、苦難和死亡，對話、互鑒、融合則催生新的文明以及文明在更大廣度、更深層次的發展。新時代中國學者的重大歷史責任在于，在全球史與中國史相參照的視野下，深化對不同文明之間對話、互鑒、融合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思考，創建諸如“文明的對話”論、“文明的互鑒”論、“文明的融合”論，勇于參與世界范圍的百家爭鳴； 系統地梳理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基因譜系、獨特優勢和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影響，為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14億中國人民堅定文化自信提供豐厚的文化滋養和學理支撐。其三，與新時代人民大眾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別是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文化泡沫”“文化快餐”的光怪陸離、花樣百出與高品質文化產品的稀缺、深沉理性的文化思考的匱乏同樣突出，失衡嚴重。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特別是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適應這種新變化新要求，文化生產、文化創造、文化研究應該在廣度和深度上呈現怎樣的拓展和深化？文化發展的“源”和“流”的關系、“活文化” 與“死文化”的關系怎樣？如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學作為時代的“號角”，如何更好地書寫時代經典？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 和“文明的活的靈魂”，如何深刻把握新的時代發展和文明進步？等等。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哲學社會科學。新一輪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航空航天等）迅猛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向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例如，如何重新認識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如何重新思考人類的世界圖景，新科技革命是否以及在何種維度上對我們原有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構成了顛覆性挑戰？人與機器的關系是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所謂“機器統治人”是一種科學幻想還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機器共同體”“機器社區”“機器社會”是可能的嗎？如何認識處理人—機共生的倫理問題、基因編輯技術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如何重新認識萬物互聯、網絡世界和虛擬空間背景下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新變化對唯物主義世界觀構成了怎樣的挑戰，進而唯物主義在21世紀將會獲得怎樣的新形態？所謂“技術在價值上是中立的”技術觀和技術理論還能否成立，如果不能，如何規約技術的價值方向有利于人的發展而不是相反？所謂“數字赤字”“數字鴻溝”“數字霸權”的實質是什么，如何理解其背后的利益關系、社會關系、法律關系和價值沖突？等等。
學術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再反思。若干年來，反理性主義、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批評”思潮、海外“中國學”等，在中國學術場上輪番登臺、攻城拔寨，好不熱鬧！以致在當代中國學界，著述講學，如果不引用一些當代西方學者的觀點、論斷、方法、命題、概念、范疇和話語，就羞于啟齒和下筆，就顯得很不“學術”、很不“新潮”、很不“前沿”。進一步地，西方諸種思潮所宣揚的某種觀點、主張，在一些論者那里，成了不證自明的思想前提，成了天然的“學術有理”“學術正確”。因為后現代主義主張“反本質主義”“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本質”也就死亡，“邏各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 因為反理性主義、解構主義的流行，理性、理智就變得毫無意義，客觀規律、確定性、決定論、結構等成為可疑的虛妄； 因為海外“中國學”思潮的引入，中國學者對自己原有的關于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的認知益發懷疑起來，失去了對自我認識的理論自信和學術自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而，歷史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相似和無情。每當社會大變革時代呼喚思想理論學術的創造性發展時，人們發現，思想理論學術自身要做的基礎性工作，卻是首先清理戰場、打掃灰塵、撥開層層迷霧，從頭出發，重新研究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中國學術要想在新時代有新作為新氣象，非在這方面下苦功夫不可！這也是檢驗我國學術界能力和水平的基本功。
必須申明，提出上述重點選題并公布于眾，絕不意味著這些選題提得精準和深刻，更不意味著排斥其他論題的文章，而是旨在拋磚引玉，交流思想，引起討論，獲得教益，期望理論學術界同道關心幫助我們共同辦好這份刊物。我們更樂于看到經過踏實研究、深思熟慮，具有原創性、思想穿透力的成果不斷涌現，并愿為此提供發表的園地。
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展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思考中國學術的未來發展，我們深為一種莊嚴的歷史責任感所激蕩。一個大國的崛起，經濟、科技等硬實力是重要標志，而理論學術等軟實力同樣是重要標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經濟、科技、文化包括理論學術等系統性、整體性的飛躍，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如何推動中國學術日益走進世界學術舞臺的中央而不致成為民族復興的短板，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深而思之的重大課題。本刊愿以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為己任，與廣大理論工作者一道，奮進在億萬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行列里。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執筆：方軍）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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