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與胡風夫人梅志大量的來往書信顯示了1980年代以來這些受難者所承受的歷史壓力,他們共同營造了一種積極謀求歷史地位改變的氛圍,并受歷史語境的激發而不斷地講述自身的故事。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彭燕郊個人的文化選擇,他并未如期完成關于胡風、聶紺弩等前輩的文章,而是花了更多精力從事著外國文學的譯介、民間文藝的發掘等方面的“文藝組織活動”,即便是屢受挫折仍投入大量心力。這種活動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凸現了他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化語境的作用。可見當事人的心跡與形象,在歷史的要求與個人的訴求之間,也還是有著微妙的差異的,這些差異,無疑為認識個人與當代文化的關聯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